至今，「成分」的烙印仍深深地刻在我記憶的門板上。
這一代年輕人，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洗禮，沒有嘗過飢餓的滋味，沒有見證過新舊社會兩重天的變化。當然也就無法感同身受憶苦思甜了。
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童年的我正趕上人民公社大集體。每天高音喇叭準時吆喝：喎，一隊的社員——，聽到以後，到堡門跟前集中啦——，今兒到「長征」來割豆——來——。末了，隊長再伸長脖子，拖腔拖調吆喝一次。母親碗筷鍋裡一推，穿上補了又補的外套藍卡嘰對襟襖，從百葉窗上摘下鐮刀，抓起草帽，攏一下額前的劉海，忙不迭地奔向堡門跟前。當時，出工是記工分的，出一天勤記一天。到隊裡分口糧時，家家戶戶才有份。隊長說，不勞不得，按人頭分配。我們家只有一個勞力，父親在外村教書。就因了父親有一份固定收入的工作，我們家就成了村裡指指點點、罵罵咧咧的「專政」對象。我也彷彿就不是「又紅又專」的未來共產主義接班人了。像我們家這種情況，在村裡被定為「四屬戶」。據曾在縣革委上班的老康回憶，在當時，娃娃們的戶口隨母親，父親屬於「市民」戶口，女人農戶就算貧農家庭，多多少少佔了國家的便宜。比如，隊裡一斤玉米才頂9分錢，糧站就要3毛。
「四屬戶」在村裡屬於「四類人」的家庭。要究竟其來龍去脈來，一時誰也說不清。反正隊裡就這麼定了，誰不服，小心民兵捆一身。到領糧時，隊長就用那個一成不變的調門：一隊的社員，到場來領糧——來——，聽到後，拿上戳日。喎，一隊的社員……。母親把父親的戳子放在個專管專用的地方。母親拉上我們兄妹二人，帶上口袋和蛇皮袋，急急忙忙往場裡趕。
場，每個隊都有自己的場子，起碼有一個迷迷糊糊的分界線，堆一溜柴草就算是個分水嶺。一般現打下的糧食，在打糧的場裡就按人頭分給社員。「四屬戶」的靠後些。隊長、保管和記賬員輪流話接話地嚷著。翻賬點名領糧，而後，過了秤，蓋上戳子。我和妹妹氣呼呼地站在母親身旁，憑啥我們來得早也領不上糧？就沒個先來後到？母親就拽我倆：小心些，娃娃人家，不要做聲。我倆仰頭見母親一臉耐心。一種自卑感油然而生。偏心眼。凶巴巴的隊長，跟公社派來的下鄉幹部沒啥兩樣。
本村有一家「四屬戶」悄悄告訴母親，最好去隊長家裡坐坐，省的吃虧。人家在另一個隊才敢說。
父親不好意思跟隊長說，怕人家嗆回來。母親放下針線，擦黑去隊長家跟隊長女人拉呱了半天。想讓隊長日後關照關照。
嗨，頂事啦。我為母親的鬥爭取得勝利而沾沾自喜。
「四屬戶」的，聽到後，趕緊到場裡領糧來——。隊長還是那個調門。母親帶上布袋拉上我們一路小跑。我和妹妹汗津津的。我的眼前幻化出一袋袋金黃金黃的谷子。來，你家先來。保管麻利地抄起簸箕，飛也似地唰唰唰幾下，便給母親裝了個差不多。我高興極了。母親卻流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痛苦。
母親埋怨：盡給從谷堆外邊裝了些癟癟殼殼。咱這單門小戶的，誰讓你爸沒本事哩。
我默不作聲，把牙關咬得緊緊的。啥時候才是個頭啊？母親似在對我說。父親自怨自艾：「四屬戶」解放初還算照顧對象，後來就成了敵視對象。唉——
我發誓好好讀書，修改我們家的「成分」。
後來，還沒等我初中畢業，村裡就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，算是徹徹底底取消了「成分」，全家也不用再餓肚了。從此，隊長也一去不復返。 |
